古代智囊制度以初级形式出现

古代智囊制度以初级形式出现:门客师爷谏议大夫等■李凌■智囊制度及其机构早就出现,如门客、谋士、师爷、幕僚、言官、谏议大夫以及翰林院等■古代智囊以智辅政、以智启民,一定程度上增强君王决策可行性,甚至推动文明进化■政治的开明化、规范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有序化,历朝历代都离不开智囊群体的辅佐智囊,特指足智多谋、专门出谋划策的人。智囊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,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,长期以来一直为世人瞩目。《史记•樗里子甘茂列传》 中记载:“樗里子滑稽多谋,秦人号曰‘智囊’。”《史记•晁错传》记载:“太子家号曰‘智囊’。”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:“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,若囊橐之盛物也。”这些著述已基本道出智囊的含义和特点。智囊制度及其机构在我国古代早就以初级的形式出现,如门客、养士、谋士、师爷、幕僚、幕宾、言官、谏议大夫以及翰林院等。“战国四君子”之一的孟尝君,有门客三千,为其出谋划策,被后世追溯为中国最早的“智囊团”。唐朝开辟翰林制度,开启政府制度化、规模化使用“智库”之先例,为后世诸政权所承袭。明朝的时候,言官制度发展至顶峰,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,政治地位极为突出。智囊以其丰富的知识、经验和智慧,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,甚至直接参与决策,以聪明才智辅佐君王,也影响到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进程。凭借在自然地理、天文历算、农经医学、军事谋略等方面的特殊才能,古代智囊以智辅政、以智启民,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君王决策的准确性、科学性与可行性,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甚至推动着文明的进化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在战乱年代,每当遇到分裂割据或王朝更替,号称“一身所有皆是智算”的智囊,就会在推进国家统一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;每当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时,雄踞一方、欲得天下者大都比较重视智囊的建议,并充分加以利用,智囊的神机妙算与雄才大略也因此得以充分发挥。然而,一旦天下平定以后,智囊又时常会受到种种限制而难以发展,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的王朝更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那时的中央集权体制使皇帝一人掌管军事、政治和经济等一切大权,遇到明君则天下太平、百业兴旺;若是遇到个昏君,难以驾驭治国之道,就有可能将政权旁落至如宦官之流,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较为黑暗的时期。因此,政治的开明化、规范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有序化,历朝历代都离不开智囊群体的辅佐。古代智囊大多是从爱国爱民的角度来辅佐统治者的,他们那种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的献身精神和家国情怀,一直鼓舞和激励着后世有识之士。比如,明朝东林书院原是志同道合者的讲学之所,后因倡导“读书、讲学、爱国”,引起文人学士的普遍响应,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地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,并影响时政改革,颇有智库之型。此外,历史上的智囊群体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。不同时期、不同发展阶段,智囊的素质、个性、特点均不一样;同一时代,不同的智囊群体,其个性、素质亦有差异,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。那些个体素质好、知识面广、结构合理、互相团结、主帅作用大的群体,往往能在政治和军事攻防中处于有利地位,善于利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变不利为有利,战胜对手。《孙子兵法》曰:“上兵划谋。”兵家讲究以智取胜,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古人亦云:“不谋万世者,不足谋一时;不谋全局者,不足谋一域”。可见,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谋略文化传统的国度,这为古典谋略的“现代化”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。在现代社会,知识群体以科学家、工程师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等身份出现,形成了不同类型和专业特色的智库,建言献策、咨政辅政。某种程度上,历史正以惊人的相似性,螺旋式地向前推进。